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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一大13位代表中他年龄最小,去世也最晚,85岁时不幸亡于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共有13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上海集团的李达和李韩军、武汉集团的董吴彼和陈潭秋、长沙集团的毛泽东和何叔衡、济南集团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集团的张郭涛和刘仁静、广州集团的陈公博和日本集团的周佛海。武汉集团的鲍惠生也出席了会议(他是陈独秀在广州与陈独秀会谈时亲自任命出席会议的)。

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就像冉冉东部升起的一轮红日,它照亮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刘仁静是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当时他只有19岁。他后来回忆道,“我没想到这是一次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去上海开会呢?谁认为这是一次如此重要的会议?”

刘仁静,1902年生于湖北应城,1918年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他在参加五四运动时被警察逮捕并被判一个月徒刑。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邓仲夏和罗张龙的介绍下,刘仁静光荣地加入了进来。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因为陈独秀不会说外语,刘仁静承担了在大会上发言的任务。

苏联红军的创始人托洛茨基单独接待了刘仁静,这让刘仁静受宠若惊。

莫斯科岁月。陈独秀在前排左边,刘仁静在后排左边。

1926年,刘仁静再次被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苏联共产党爆发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和国家。

得知这个消息后,刘仁静震惊了,并在意识形态上与托洛茨基产生了共鸣。1929年4月完成学业后,他没有直接回到中国。他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任何形式的指示,而是历尽艰辛,擅自去土耳其探望流亡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和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托洛茨基兴奋地说,“你是我唯一认识的中国朋友。我很高兴有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每天都和托洛茨基交谈。他形影不离。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云戴颖代表党组织对他讲话。

云戴颖在武昌的中国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时是刘仁静的革命向导,但这次谈话以不和告终——刘仁静拒绝向党坦白。

在多次批评教育不力后,今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报》上发表了《致刘仁静的公开信》,限制他在三天内澄清这一问题。然而,刘仁静充耳不闻,走自己的路。最终他离开了党,被开除了。

后排左边是刘仁静。

刘仁静决心成为托洛茨基人的领袖,并声称自己是“中国托洛茨基人的第一号人物”。

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护送他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获释,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找到了工作。不久,他来到Xi安,在胡宗南的特勤训练机构担任上校教官。之后,他去陕西省教育厅担任评论编辑。1948年,他去南京,在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做研究员。他在国民党军营浪费了十多年时间。

上海解放后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了他,严厉批评了他的错误,并指责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刘仁静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过自新。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刘仁静声明》,该声明发表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中国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失败后,我参加了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内部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这使我无法理解正确的路线,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反对党……”最后,我写道:“将来我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决心为建设一个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我在此声明。”

后来,刘仁静被指派为苏联专家的翻译,从事编辑工作。

1966年,刘仁静被击中,一度入狱。毛主席说,当他得知一些老托洛茨基分子,如刘仁静,不应该被关闭。很快,刘仁静被释放了。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国共产党唯一幸存的代表刘仁静,并发表了一篇题为《访问刘仁静》的专题文章。在文章的结尾,刘仁静写了一篇自我报告:“共产党对我非常好。不管我犯了多少错误,它仍然没有抛弃我,给了我一条出路。”

1985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享有副部长的地位)。

虽然刘仁静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党组织,但他心中对党仍有深厚的感情。他多次问他的孙子:你入党了吗?当他听到诱人的回答“不”时,他的脸上有些失望。有时他责怪自己:这是我的原因吗?

1987年8月5日早上,85岁的刘仁静在穿越马路口时被一辆快速行驶的公共汽车撞倒,身亡。他是该党13名代表中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人,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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